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前不久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提到，今年征求《政府工作报告》意见的座谈会上，他专门谈了一个观点，就是“中学应减负，大学要增负”。

　　我不知道黄校长是怎么谈大学要增负的。但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院士，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他说，与国外大学生相比，我国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和博士生，学习都太轻松了，国外很多名牌大学的实验室常常有学生通宵达旦地在里面做实验，而国内大学的图书馆晚上10点后就很少有学生，实验室则只有上课时才开放。

　　其实，过去几年来，教育部和不少高校也确实在动大学增负的脑筋。比如，教育部曾发文，要求高校严格保证本科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设计）质量，不得松懈；再比如，一些高校要求硕士生、博士生毕业答辩，必须事先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若干篇论文。

　　姑且不论这些要求是不是合理，但现实之中，增负之举马上就遭遇了反弹：在大四期间，学生们正为求职而四处奔走，要赶招聘会，要去用人单位笔试、面试，学校怎么忍心要他们呆在学校里做论文而放弃求职机会呢？所以，所谓的论文要求，是能放水则放水，本科毕业论文犹如鸡肋，大四成为“就业年”，是各大高校的常态。

　　中学生学业负担沉重，而大学学业“轻松”，这看似矛盾，实则同理。中学生的目标是高考，而高考考察卷面知识，这必然导致题海战术、应试教育；现今大学的一致目标，则是就业，而用人单位招聘看重的是毕业生有没有马上能“上手”的就业技能，故而学生追求的必然是大学期间，考出“管用”的技能证书、积累用人单位需要的职场经验，也必然对讲数学物理的大学课堂教学不感兴趣，对图书馆的人文历史书不感兴趣，也对实验室枯燥的实验不感兴趣。

　　与学生的追求对应，大学纷纷调整教育内容，减少通识教育课程，加大职业教育与技能教育。此所谓与社会需求接轨。然而现实是，接轨没有让大学生顺利就业，反过来却出现了大学人才培养定位混乱、培养质量下降，以及想要招现成熟练工的企业，发现“人才”的基本能力与素质不高、缺乏后劲的尴尬，教育与就业陷入“狠抓就业——围绕就业组织教育——学生质量降低——就业持续困难——继续狠抓就业”的恶性循环。

　　让人好奇的是，国外大学的学生难道没有就业压力吗？大学怎么没有因为就业纷纷高举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大旗，而是坚持自己的培养定位与传统呢？——在美国，实行精英教育的研究型大学，始终坚持以通识教育为本，大学低年级不分专业，学习通识课程是普遍的做法，这些大学拒绝以职业性、功利性、技能性教育为主导，而着重培养学生的基础能力与素质。

   如果说，同样有升学压力，但美国基础教育却没有走向应试教育，主要源于大学的多元录取制度，实行“教招考分离”，中学可自主教学，社会机构对中学生进行学业水平评价，而大学根据中学成绩和学业水平测试自主录取学生，让中学、社会力量、大学扮演各自合适的角色的话，那么，美国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没有演变为大学的“就业教育”，也有同样的制度原因：在就业中，政府、大学、社会中介机构、用人单位也扮演着自己合适的角色——政府部门负责提供充分的就业信息服务、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大学自主办学，坚持自己的办学特色与传统，向社会输送达到自身教育标准的人才；而用人单位承担新招聘人才的职业培训成本，不要求大学毕业生马上就能“上手”为公司作出贡献，有的用人单位对新进员工的培训时间可能长达一到两年；社会有大量的职业培训机构，为大学毕业生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以及终身教育）的机会，而社会对大学的就业评价，不是以毕业离校为期待，而用的是“校友捐赠率”（即一所大学有多少校友捐赠母校）。这一指标涵盖了大学教育质量、大学校友事业成功、对母校的情感等多方面因素，于是，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把对毕业学生的服务，通过庞大的校友网络，延伸到毕业生的整个职业生涯发展，而不是到大学毕业为止。美国的一流大学，校友捐赠率普遍达到30%～40％，其中，至2005年底，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累计已达260亿美元。

　　反观我国大学，与高考统计中学升学率一样（现在政府部门开始禁止，但各地依旧盛行），大学统计毕业时的初次就业率；用人单位不愿意承担人才培训成本，要求大学毕业生个个都是“熟练工”；社会对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还要接受职业培训也不理解。如此一来，大学教育必然被用人单位所要求的职业技能培训所挤占、肢解，而大学对所有毕业生的“负责”，也是以毕业为期，在毕业离校之际，交出漂亮的就业率数据，就OK了。每个“人才”只是就业率统计中的分子而已。

　　不论是中学减负，还是对大学增负，本质上说，都是让教育回归本原，这就要求政府、学校、用人单位各归其位。笔者以为，这正是破解我国教育难题的出路。对于大学教育来说，我国大学不妨学习与借鉴国外大学，坚持人才培养定位，保持学校自身的人才培养传统与特色，在为学生提供有质量保障的完整教育之后，大学还应重视培育校友网络，通过校友网络实现学校对所有毕业生的延伸服务，帮助校友事业有成，而不是把人才培养的成果，“定格”在毕业时的就业率上。

　　当然，与大学的这种转变配套，政府部门要取消毕业时的第一次就业率统计，变为由社会机构调查统计大学毕业生毕业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就业情况，引导学校持续关注毕业生；而用人单位也应该真正承担人才培训的社会责任，不能把职业技能培训转嫁到学校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