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在提“效率与公平”这个词；因为发展尤其是经济建设需要，我们开始特别注意效率，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到后来我们发现发展不平衡了，发展中矛盾日益突出了，我们又有了“效率和公平并重”的发展思路。如今，公平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人民办事处理问题的大思路之一；而将公平放在各个领域，又有不同的特定内涵。

　　拿今天的要谈的话题中两个关键词“腐败”和“高考作弊”来讲，就分别是政治和教育不公平的表现：腐败的根源是制度腐败，再往深处讲，是不民主的外在表征；不民主，就是权力分配不均，就是不公平。高考作弊就很好理解了，作弊的同学势必影响着整个公平竞争环境；而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高考就是每个读书人特别是农村孩子跳出“农门”关键的一步，不管这个观点是否正确，但至少莘莘学子是这样想的；高考舞弊，既造成不公平的客观事实，更加重了十年寒窗学子们不平衡的心理；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重庆民族造假案”一经曝光，舆论导向立即明朗化，造假考生在最短时间内就得到了数以百万计的声讨，在第一时间就收到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的拒录通知。

　　的确，对于高考舞弊这样的事件，一经曝光，考生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后果的严重性甚至可以影响考生以后的发展前途；然而对于反腐败这样的事件，往往却未必有这样的的力度，后果的“结案”速度也往往不及前者；前不久的“邓玉娇案”不就是一个明证吗？后来看来十分简单的一个案件，为什么需要反反复复调查，得出结论后，为什么还要反反复复论证，难道仅仅是为了绝对的司法公正吗？在笔者看来，这是官员强势权力的体现；没有首先在舆论上弄清导向，含含糊糊，说到底是反腐工作不够彻底，立场也不如“反高考舞弊”坚定；山西穆新成案件也是如此，本来已经定案，然而却有人出来指出他“因信佛而热衷公益”的一些事迹，甚至有为其辩驳翻案的意思；诸如这些案件，笔者发现，有影响力的贪官东窗事发后仍然有人替他们说话，具体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清楚，但我想这绝对值得我们去思考。

　　高考舞弊是一年一度的大事件，官场腐败更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件！（不信可以瞧瞧和珅）高考舞弊腐蚀的是教育制度，官场腐败腐蚀的却是政治体制！人人都知道，政治腐败要比考试作弊严重得多，然而为什么在处理结果上，我们可以一鞭子将考生“打死”，却往往只能将贪官“打晕”？直观的解释是：官员是强势群体，学生是弱势群体（当然不包括那些作弊的干部子弟），官员的“政治肌肉”更发达些！

　　我们党殚精竭虑的搞了这么多年的反腐倡廉工作，绝不是为了像搞经济建设一样搞一项庞大的廉政工程，党和政府向官员提出的要求其实很简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反腐”也是一项权力；如果连“反腐”工作都没法透明，都一波三折，含含糊糊的话，那腐败不更是不为人所知，直至永不见天日？笔者觉得，在这方面，“反腐”工作真该向“反高考作弊”取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