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教师团队类似，南科大的规章制度、行政架构、培养计划、学术委员会等，都未能在招生前完成，实验室也没能准备好，第一学期的课表，也是在临上课前最终敲定的。

在朱清时看来，去年匆忙决定招生的原因，是当时外部条件已经具备，从教育部到深圳市政府都表态支持。如此时机不容错过。他觉得，到今年的话，“就不行了”。

核心团队

李晓原：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前主任。

李泽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自动化技术中心主任。

励建书：耶鲁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前主任。

离去原因

鼓动学生“不参加高考”不是改革

根据合作协议，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被邀请为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成员，从事人才引进、学科架构与课程体系设计、薪酬体系制定、招生考试等工作。3人于2011年初先后退出，并授权南方周末发表《要改革，不要口号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人员为何退出与朱清时的合作》文章，阐明与朱清时在办学理念上的分歧，意在以南科大为样本分析中国高教改革背后的深层问题：

我国的高考就考试本身来讲仍然不失为是一个较为公平的衡量体系。而这对一个社会诚信体系尚没有健全的社会尤为重要。

在任何国家，统一的高校入学考试制度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是否应该用高考成绩作为（所有）高校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取和评价标准。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不用高考成绩作为唯一或最重要的高校录取标准的话，如何才能在这个诚信缺失的社会环境中，从机制、监管和操作上做到录取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和合理，以使所有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机会得到维护和保障。

我国高考体制由“考试”和“录取”两个重要环节组成。最根本性的弊端出在“录取（及其所用标准）”环节。用“录取”环节的弊端去否定“考试”环节的合理性，或用“考试”环节的不完善性去否定“考试”环节本身的合理性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

更为严肃和重要的问题是高教改革是一场“改革”而不是“文凭革命”。改革的目的是用更好的更完善的更可操作的办法和措施来代替（或逐步解决）问题丛生的现有高考（考试和录取）制度，而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文凭革命”式的否定现有考试制度和措施，而没有代之以更好更完善更可操作的办法和措施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对高教改革的不负责任。

南科大负责人鼓励学生“反对参加高考”的做法，除了空洞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煽动之外，看不到有任何建设性的具体建议和做法。

“朱校长也非常难我很同情他”

在至今没有副校长、诸多行政架构缺失的情况下，朱清时不得不亲自处理许多细节事务，甚至包括敲定每一名员工的工资

学术团队迟迟未能组建，也给行政管理团队带来了影响。按照朱清时的想法，在这所去行政化的学校里，应该先有学术团队，然后再确定管理队伍。

但在至今没有副校长、诸多行政架构缺失的情况下，朱清时不得不亲自处理许多细节事务，甚至包括敲定每一名员工的工资。“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由校长来直接决定每个员工包括各个部门秘书拿多少钱。”李晓原说。

“朱校长也非常难，我很同情他。”陈应天说。

事实正是如此当几位教授先后产生去意时，学校顿时陷入几乎无人可用的状态。招生复试时，励建书等教授本因为理念问题表示不参加，但眼看学校就要“出洋相”，他还是前来相助。

朱清时本人，也深感没有得力团队的困扰。“我在中科大时，有一个很大的团队在运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都知道自己有责任干什么事，不需要领导催促、指示，我出国一个月也没有问题，学校照样运转得很好。”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个人人脉。例如，讲授国学课程的魏承思，与他同为南怀瑾弟子。更多的资源则来自中科大请他之前的秘书来从事教务、协助招聘人才，以及请中科大教授来主管物理实验室。

基于在中科大当了10 年校长的经验，朱清时认为，自己为南科大选择的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中科院院士杨叔子近日也向媒体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按照香港科技大学一模一样办大学不可能，因为深圳不是香港。”但质疑者则认为，大学赖以生存的土壤之间的差别当然存在，但对于如何办学，是可以用科学理性的分析来探讨的，国外的经验、教育规律是可以借鉴的。以此衡量，南科大办学中的许多做法已经违背了常识。

事实上，对于南科大为中国高教改革探路的目标，几乎没有人会反对，但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已经产生了不小分歧，影响到南科大的筹建工作，并有可能会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下一步走向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