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针对美国北达科他州狄克森州立大学的审计报告发现，自2003年开始，该校410名拿到学位的外国学生中，只有10个人真正完成了所有必修课程。审计报告指出，这些学生大多数是中国人，也有一些来自俄罗斯。

从上述描述不难看出，这所狄克森州立大学正是网民口中的“野鸡大学”。其实，钱钟书先生早在其小说《围城》里就对这类大学进行了冷嘲热讽，然而，小说主人公方鸿渐所上的“克莱登大学”如今已呈产业化经营之势。不止美国“野鸡大学”大做生意，翻查以往的新闻发现，法国、英国、新加坡等国都有面向中国留学生的“文凭工厂”。那么，为什么这些海外的“文凭工厂”能够如此轻易地赚取中国人口袋里钱的呢？

所谓有需求才有市场，中国普通家长和留学生对于“洋文凭”的盲目信仰可能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方面，一些“知假买假”的“刚需”才是“文凭工厂”赖以生存的“坚强后盾”。

前一段时间，“打假斗士”方舟子在微博上指证“打工皇帝”唐骏学历造假，称其所谓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学位证书，实为不折不扣的“野鸡大学”文凭。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于名人学历造假的质疑也由此掀开帷幕。也有一种声音表示，唐骏们的经历证明，学历并不重要，然而，这就使事情陷入了一种悖论，既然不重要，唐先生何苦要披一身“鸡皮”呢？

不能否认的是，在时下中国社会，尤其是官场上，文凭就是敲门砖，一纸不知所云的海外文凭成为众多公务员、官员及职场精英们的晋升砝码。正因如此，不管是社会各界还是政府官员都对国外文凭趋之若鹜，更不惜重金购买。

问题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在现有的制度下，利用假文凭谋取利益的风险几乎为零。由此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双赢”的游戏。那么真正的输家是谁？是徘徊在“游戏规则”之外的芸芸众生？是被瓜分的社会资源？还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