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一个新的学年再度开始。就在开学前一周的8月21日，教育部发布了小学生“减负十条”，其中包括阳光入学、均衡编班、零起点教学、不留作业等等。但如此力度之大的减负举措，引来的却是大量批评意见。许多人提出，考试制度不改，学生减负难免落到一纸空文的尴尬境地。

　　而在此之前，不少家长已选择了“出逃”。刘爸爸的女儿在一所沪上著名小学读到2年级，成绩始终处于中游。今年，刘爸爸终于无法忍受，把女儿转学到了上海一所民办学校，并打算今后出国，不在国内参加高考。“班主任曾多次警告学生，成绩落入最后十名就不能参加春游。”刘爸爸觉得女儿在这样的环境中无法健康成长……

　　“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这是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教育的基本评价。

　　2010年，当上海学生PISA全球排名第一的成绩公布后，美国“全国教育与经济研究中心”主席塔克（MareS.Tucker），出版了一本名为《超越上海》的书，希望美国的基础教育能借鉴上海模式，实现超越。但塔克不很明白的一点是，“即使在录取比例相当之高的上海，学生们的压力依然很大”。

　　剖析其背景，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导致高等学历含金量急剧下降。不仅仅要考大学，而要读好学校，考好大学—学生和家长们，又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另一方面，如今的许多家长，尤其自身具备高学历的知识分子父母，已经开始反思过度应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教育下一代。“孩子高中三年，正是培养其思想观和价值观的关键时段，但事实上，现在除了考试，孩子不关心任何别的事情。”一位曾留学海外的父亲无奈地告诉记者。

　　家长之外，不少任教于中小学的老师们陷于彷徨。“补课机构堂而皇之，课堂教育却遮遮掩掩，真搞素质教育，学生又完全不感兴趣。”一位市实验性示范性中学的语文老师对记者如是说道。

　　家长：在应试夹缝中守住“底线”

　　案例一：洋派家长向“小升初”妥协

　　许他*的儿子今年暑假逢“四升五”，也就是说，到了“小升初”的关键时刻。许妈妈和丈夫曾双双在国外工作8年，比较接受西方人的教育观念，即“第一名”并不是幸福人生的必要条件。“我们曾看到许多学校里的尖子，后来生活得并不快乐。”她对孩子的唯一期望，就是拥有快乐的人生。

　　然而，许妈妈也明白，就算不当第一名，中、高考却依然和孩子的幸福未来有着密切联系，其基础则是“小升初”。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她把儿子送去学奥数，持续学了两年，儿子都还挺有兴趣，但第三年，为了冲刺，她不仅换了一个辅导班，每周末补课时间还增加到了3小时。“没想到一下子就学伤了”。许妈妈看到自己的孩子觉得太累，不愿学，索性退班了。但现在，到了小学五年级，为了“小升初”，许妈妈感到，真是不得不学了。“小升初考的是语文、数学、英语，其他两门都可以自己教，只有奥数，自己会做，但没法讲方法，只好请别人教。”这位声称自己从不逼迫孩子为了考试而学习的妈妈，这次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并称“实属无奈”。

　　在这样的状况下，素质教育只能成为“应试”的一种补充。长号、爵士鼓和跆拳道，这是许妈妈在奥数之外给儿子报的三个兴趣班，每一个都有长远的目的。例如跆拳道强身健体，乐器可以慰藉心灵，爵士鼓则能培养团队合作意识。但对家长和孩子来说，取舍仍然是困难的。“这些才艺，孩子喜欢固然好，但升学的时候都不如奥数成绩有用。”即便是许他*的儿子也“懂事”地告诉记者：“我最不喜欢奥数，但不学的话，妈妈说上不了好学校。”案例二：优等生的爸爸其实很懊恼

　　在一些家长看来，卜爸爸可能有些“狠心”：暑期两个月，38摄氏度的高温天，他坚持不送女儿去补习学校，而是让她自己每天顶着烈日坐地铁来回。他的女儿就读于一所市实验性示范性中学，今年高一升高二，暑假甫一开始，立即前往补课机构忙着补课，一共四门：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用卜爸爸的话来说，“我女儿是用了12分的努力，只获得了8分的成绩。”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考大学。本来，他为女儿联系了自己在国外的学生，想让她在暑期出国游学两周，但孩子并不乐意。为了说服女儿，他不得不这样说：“出国开开眼界，说不定对你以后参加大学自主招生面试也有用。”女儿终于点头了，结果安排行程时，她还是提了要求：“不用两个星期了，一个星期好不好。”

　　为了孩子要不要补课这个问题，卜爸爸的家中已召开不止一次“家庭会议”进行激烈争辩。“我的学习经历是‘声声入耳’，而她妈妈则是典型的除了读书声，什么都听不见。”作为一名留学美国的临床心理学博士，卜爸爸自认从小就是“整齐划一中的另类”，从幼儿园起就总想着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直到现在，他在给病人看病时也总能旁征博引，微生物学、病理学、药理学，能想到别的医生想不到的解决方式。

　　但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这种“旁征博引”其实是不被鼓励的。

　　卜爸爸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女儿被一道平面几何题难住了，向他求助，结果他“卖弄”了一番自己的学识，用一种讨巧的方法解开了，可女儿却说，解析方法在书本这个章节还没有讲，不能这么做。“不考就不学，不教就不能做，教育怎么能教得这么死。”说到这儿，卜爸爸叹了口气。

　　从小上“好学校”，考试经常考高分，老师眼中的乖乖女……虽然在外人眼里，卜爸爸的女儿怎么看都是优等生，但这位教授爸爸知道，孩子其实已经被“毁”了，他甚至有些懊恼，不该送孩子去如此追求升学率的所谓“好学校”。“高中三年应该是拓展自己兴趣、丰富眼界的好时机，却在做习题中就这么浪费了。”

　　老师：走在“应试”与“素质”的平衡木上

　　学业减负不仅让广大中小学生和家长感到无从“减”起，连很多资深教师也因为学生们的减负滋生了诸多困惑。

　　在一所以“素质教育”见长的名牌中学，一位任教老师向记者透了一个底：该校高中生中，有一半学生显得“学有余力”，除了应对高中课程，不少同学一般都能从事一项社会实践、调查或者和自己学科兴趣相关的科研小项目。因此，在大学自主招生中，学生们很占便宜。

　　“但这些学生能够考进我们学校，本身的水平已经很高了。”和新高一学生搭搭脉，她发现很多人在初中的时候就学习了高中的课程，而初中的一些科目则在小学就开始碰了……

　　这可能是减负背后的真相：看上去学得轻松、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学生，多数都是“抢跑者”，比同龄人超前学习，才有竞争上的优势。

　　但在一些市实验性示范性中学的课堂上，惯于“抢跑”的学生，也成为老师任教的压力源。执教高中语文的胡老师，教龄4年。她直言，“补课机构的高效率”应试“已经彻底毁坏了学生们的听课胃口”。

　　在一次课堂上，学生当面提出：“老师，能不能少讲点现代文，多讲文言文？”这番话令胡老师震惊之余只有苦笑：学生并非喜欢读文言文，只是因为现在的高考文言文阅读比例大于现代文，才有这样的要求。有些学生则更直接：“老师，这些东西不考，能不能不要讲？”

　　“总体感觉，这几年上头强调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但学生却越来越应试。”她认为，这与社会环境有关。只要考试方式和对学生评价不变，减负就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在她的学校，就有一位老师因为无法适应学生们“应试”的要求，选择了出走，改投其他学校。

　　“现在的教育是一种‘反教育’。”胡老师为学生们感到痛心，她希望把真正的“语文”教给学生，“不是那种分析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而是想让他们学会阅读和思考的方法，能从文章里读出自己的东西。”但她现在也对自己的教学理念产生了怀疑，面对学生们的不良反应，她有时候会想，“他们真的需要这些吗？”

　　小心翼翼地行走在“素质”与“应试”的平衡木上而不摔下去，如今被很多中学老师视为一门艺术—能达到者，寥寥无几。

　　一位任教于沪上“四大名校”之一的老师注意到，眼下，相当一部分民办中学以高升学率吸引生源。而高升学率的生成过程是：用高薪吸引“会讲”的师资，营造一种每个人都很“拼”的氛围并时时排名。“看上去这些学校口碑不错，其实无形中输出了一种不好的观念：把教育变成生产流水线，学生都按照一个规格生产。”

　　以广受诟病的奥数为例，这位在学校带教重点班的老师曾出于好奇心，找了一份网上流传的“小升初”数学试题。他表示，这份试卷对于小学生而言是非常难的，试题所体现的不是超纲知识点，而主要是思维能力的考察，以此作为选拔标准确实能选出聪明的孩子。但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实下，“唯升学论”以及单一的评判标准几乎造成了另一种“恶性循环”，家长们忍痛赶着孩子们往同一条路上走。单一的选拔标准牺牲的是一个人成长期中最为重要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让他们在本可以接受大量真正教育的时间里，做着违反教育本义的事。

　　“即便考思维能力，如果考核内容相对固定，一定的训练就可以解决这类问题。”这位老师表示，他见过许多依靠大量训练一路竞赛保送进大学的学生。“有一个，在大学数学系呆了6年没能毕业，回去了。”

　　“在中国，有一个很庞大的家教或者辅导班系统，它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应试。尽管没有官方统计数字，但据估计，有超过80%的家长会把孩子送到这些辅导机构。”在《超越上海》一书中，塔克写道，批评意见认为“这样是以一种系统的方法来把知识‘喂’给学生，而没有提供机会让学生自己学习。他们很少接触自然，也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尽管这样学生学会了一些知识技能，但他们并没有学会如何学习。”

　　【观点】

　　要改变现在功利化、唯分数的教育现状，第一步是评价机制的改变。多一把尺子就多一批好学生，在“学科分数”这个尺子之外，要能有更合理、更全面考量学生的指标与方法，例如情感态度价值观等等；唯纸笔测验的考试评价也亟待突破。—首都师范大学(招生办)教育学院副教授蔡可

　　“减负”先于考试制度改革并不合理，如果评价制度不变，那么所谓“减负”就始终无法落到实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现在有个怪现象，学校作业量减下来，家长立马安排各类补习班、兴趣班填上去，继续挤占孩子的休息和活动时间。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家长的教育焦虑可以理解，但合适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培养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远比培养一个“优秀、卓越”的孩子重要。唯有这样，教育才能真正心理减负，才能挣脱作业掌心的引力，才能给孩子一个快乐幸福的学习生活。—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局长姚期

　　我们也许会自豪地说，我国小学三年级数学可以达到美国六年级数学的水平，但很多人没有想过，这些知识中，有多少是老师让学生囫囵吞枣咽下去的？没有细细咀嚼的过程，消化不良是迟早的事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曾晓东

　　小学应该是减负工作最容易推进的学段，但目前负担仍然减不下来。究其原因，是学校间仍然以分数作为竞争的指标，暗地里的对比排名仍在进行，所谓的升学率仍然是衡量老师水平的标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

　　近50年多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出台的减负举措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成立后首个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

　　1964年，教育部临时党组颁布《关于克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报告》。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

　　1988年5月11日，国家教委专门发布《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

　　1994年11月10日，国家教委颁布《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

　　2000年1月7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在中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

　　2004年，教育部提出新形势下的减负措施—“五坚持、五不准”，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严格执行。其中就包括了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律实行免试就近入学，不准占用学生休息时间组织集体补课等规定。

　　2009年4月22日，教育部颁布《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再次要求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2010年，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将“建立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制度”写入教育规划纲要中。

　　2011年全国两会，“减负”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2013年8月22日，教育部拟定《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公开征询意见。十条规定包括：阳光入学，均衡编班，零起点教学，不留作业，规范考试，等级评价，一科一辅，严禁违规补课，坚持体育锻炼，强化监督。（记者 黄纯一）